近年来，越来越多的女性客户会问明月律师一个类似的问题，一个过去很少被公开探讨的问题：“我为什么一定要结婚？”
她可能并不拒绝爱情，甚至也不拒绝成为母亲，但她开始犹豫：如果结婚意味着生育，如果生育意味着职业中断，如果照顾孩子和老人最终更多落在自己身上，那么进入婚姻以后，我会不会得到一个家庭，却慢慢失去自己的职业、收入和选择生活的能力？
于是，有人推迟结婚。有人选择不婚不育。有人希望保存生育力，把婚姻和生育的决定留到以后。也有人开始思考：即使未来希望拥有孩子，婚姻是不是唯一的道路？
这些选择背后当然有非常复杂的原因。经济压力、住房、育儿成本、生活方式、个人价值观，都可能影响一个人是否进入婚姻。但是其中还有一个值得认真面对的问题：如果一个人已经预见到婚姻可能给自己带来结构性的不平等，她为什么还要进入婚姻？
这就进入了“婚姻十问”的第七个问题。上一问，福柯让我们看见：那些看似完全属于自己的选择，也可能受到财富、性别角色、家庭责任和社会规范的塑造。可是，当我们已经看见这些力量以后，一个更加困难的问题出现了：如果婚姻中的两个人本来就不站在完全相同的位置上，我们应该怎样设计规则，才算公平？
罗尔斯和苏珊·莫勒·奥金，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继续思考。
一、如果不知道自己将成为谁，你还愿意结婚吗？
罗尔斯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，“无知之幕”：在设计社会规则以前，假设你不知道自己未来是贫穷还是富有，是强者还是弱者，也不知道自己的性别、能力和社会地位。那么，你会设计怎样的规则？
我们也可以把这道幕布放在婚姻面前。结婚以前，假如你不知道：未来谁赚得更多；谁会因为生育暂停工作；谁承担更多家务和育儿；谁照顾双方老人；谁在二十年以后拥有更多职业资本和社会资源；甚至不知道婚姻结束的时候，谁会成为更需要保障的那个人。你还会设计今天这套婚姻规则吗？
这才是罗尔斯真正有意思的地方。公平不是站在今天的位置上问：“怎样对我最有利？”而是问：如果有一天我成为关系中更弱的那个人，这套规则我是否仍然愿意接受？
二、双方都是自愿的，为什么还可能不公平？
这时候，奥金提出了一个更加尖锐的问题。为什么现实中，为了孩子减少工作、退出职场、承担更多无偿照护劳动的，往往更多是女性？当然，很多家庭的分工完全出于双方自愿。丈夫收入更高，于是丈夫继续工作；妻子生育以后暂时留在家里。从某一个时间点看，这甚至可能是家庭最理性的安排。问题在于：时间会改变这种选择的后果。
十年以后，一方的收入越来越高，职业资本越来越丰富，社会资源越来越多；另一方却可能职业中断，收入下降，重新就业困难，对婚姻的经济依赖越来越强。于是，一个最初双方都同意的选择，慢慢形成了结构性的不平等。
这时候，如果我们只是说：“可是当初是你自己愿意的。”也许还不够。奥金真正逼我们追问的是：为什么某些所谓的“自由选择”，如此稳定地按照性别分布？
这与上一问福柯恰好形成了一次对话。福柯问：是谁塑造了那个正在选择的“我”？奥金进一步问：如果这些选择长期产生相似的不平等，我们还能把它仅仅理解为个人选择吗？
三、也许这正是一些年轻人重新思考婚姻的原因
过去，我们习惯把爱情、婚姻、生育和家庭捆绑在一起。爱一个人，于是结婚；结婚以后，于是生孩子；有了孩子，于是形成家庭分工。但今天，这几个环节正在被越来越多人重新拆开思考。我可以爱一个人，但一定要结婚吗？我希望成为母亲，就一定要先成为妻子吗？我希望拥有家庭，就必须接受传统的家庭分工吗？
所以，一部分年轻人对婚姻的犹豫，未必意味着他们拒绝爱情。他们可能真正担忧的是：进入婚姻以后，我还能不能继续成为我自己？这也给婚姻制度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挑战：当一个人拥有越来越多“不进入婚姻”的可能时，婚姻本身究竟能够提供什么，值得一个人自愿进入？
四、那么，我们能不能在结婚以前就开始设计公平？
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婚前协议，但婚前协议同样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逻辑。
一种协议是在说：“我的归我，你的归你。”它的主要目的，是保护结婚以前已经拥有的财富。
另一种协议却可以问：如果一方因为生育中断职业怎么办？如果一方承担更多育儿和照护责任怎么办？如果一方为了家庭放弃晋升和收入怎么办？如果二十年以后婚姻结束，怎样保证两个人都拥有重新开始的能力？
这时候，婚前协议就不再只是：保护我的财产，而开始变成：我们怎样共同承担婚姻的风险。
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：双方都签字，就一定公平吗？如果一方拥有巨额财富、律师和专业顾问，另一方却在婚礼前面对一句：“不签就不结婚。”那么：签字可以证明同意，却未必当然证明公平。
所以真正好的婚前协议，也许不是强者提前保护自己，而是两个人站在某种“无知之幕”之后，共同想象：如果有一天我是那个为家庭承担更多成本的人，我希望今天怎样设计规则？
五、婚姻的正义，不应该从离婚时才开始
到了这里，我们再回头看夫妻共同财产、家务补偿，离婚经济帮助、儿童利益保护等制度，就会发现：法律真正面对的，并不只是“离婚的时候钱怎么分”。它面对的是一个更深的问题：几十年的婚姻合作中，那些无法被工资和市场价格衡量的贡献，应该怎样被看见？
但法律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。真正公平的婚姻，还需要关系中的合作：共同承担育儿，共同承担照护，尊重彼此的职业发展，让双方都保留一定的经济独立和退出能力。
从福柯到罗尔斯，再到奥金，我们的思考也因此又向前走了一步。福柯提醒我们：看见那些塑造选择的力量。罗尔斯提醒我们：设计一套即使自己成为弱者，也愿意接受的规则。奥金则进一步提醒我们：正义不能停在家庭门口。真正的正义，并不是替你决定：你应该结婚还是不结婚，应该工作还是照顾孩子，应该成为怎样的丈夫或者妻子。它真正需要保障的，也许是：进入婚姻之前，你有真正选择的能力；进入婚姻以后，你不会因为家庭分工而逐渐失去平等人格；如果有一天婚姻结束，你不会因为曾经为家庭作出的牺牲，而失去重新开始的能力。
所以这一问最终真正想问的，也许不是：“婚姻公平吗？”而是：当我们已经知道婚姻可能制造不平等，我们能不能在走进婚姻以前，就开始共同设计公平？
当婚姻可能不公平，我为什么还要进入婚姻？明月律师给你留了三个问题：
第1问：
如果结婚以前，我不知道未来自己会成为收入更多的人，还是承担更多照护责任的人，我会怎样设计我们的婚姻规则？
第2问：
当我们说“这是双方自愿的”“这是我们共同签字的”时，我们有没有继续追问：自愿和同意，就一定意味着公平吗？
第3问：
如果婚姻是一场可能持续几十年的合作，我们有没有在进入婚姻以前认真讨论过：利益怎样分享，责任怎样承担，风险怎样分配，以及如何让彼此始终拥有重新选择人生的能力？